蕭啟慶的論文集《內北國而外中國：蒙元史研究》所收文章能令讀者對蒙古史有很好的概觀，是一本非常值得讀的研究。不過，部分文章由於重視蒙古本位而忽視蒙古所繼承的傳統，立論有值得進一步探討之處，最明顯是〈說「大朝」：元朝建號前蒙古的漢文國號〉一文。這篇文章分析了蒙古使用「大朝」國號的史料，包括丁福保紀錄為元朝錢的大朝金合和大朝通寶，來說明「大朝」出現的頻繁。之後，他認為「大朝」和「大蒙古國」是蒙文Yeke Mongghol Ulus的翻譯，而「大朝」是更漢化的譯法。他認為「大蒙古國」有著種族主義的意味，所以後來更常在內使用「大朝」，「大朝」是蒙古在漢地使用的國號。

劉浦江對此提出異論，他在〈遼朝國號考釋〉註65認為：

蕭啟慶和蔡美彪先生都認為元代文獻中常見的「大朝」是蒙古文國號「也可（蒙古）兀魯思」的意譯（見前揭蕭啟慶《說「大朝」：元朝建號前蒙古的漢文國號》及蔡美彪《試論馬可波羅在中國》，載《中國社會科學》1992年第2期），我覺得未必如此。金朝漢人有尊稱本國為「大朝」的先例，見韓道昇《重編改並五音篇海序》，載《金文最》卷四一。元人所稱的「大朝」亦當作如是解。

我認同劉浦江的看法，並想在此作出補充。不只是金朝，遼朝和宋朝也有使用「大朝」的案例。

遼朝使用的案例見《高麗史》卷九四列傳七〈徐熙、姜邯贊、楊規〉：

契丹東京留守蕭遜寧攻破蓬山郡，獲我先鋒軍使給事中尹庶顔等。成宗聞之，不得進，乃還。熙引兵欲救蓬山。遜寧聲言：「大朝旣已奄有高勾麗舊地，今爾國侵奪疆界，是以來討。」又移書云：「大朝統一四方，其未歸附，期於掃蕩，速致降款，毋涉淹留。」

宋朝使用的案例見《絜齋集》巻三，語境是金朝被蒙古攻打後向南宋要求歲幣：

堂堂大朝，卑辭厚禮，謹奉垂亡之國，自示削弱，誰不侮之？

可見「大朝」的使用在漢文中並不少見，遼金宋也有使用。另一方面，蕭啟慶所舉丁福保紀錄的古錢無論真假和斷代都有問題。大朝金合最早見於洪遵《泉志》：

右大朝錢。李孝美曰：「此錢徑寸五分，重十五銖，其文真書曰『大朝金合』」，肉好，背面皆有周郭。或云是外國鑄。

李孝美的《歷代錢譜》完成於紹聖（1094–1098）年間，是成吉思汗（1162–1227）冒起的一百多年前。儘管今天沒法確定為何人鑄造，但是可以肯定和蒙古無關。大朝金合是一個例子證明「大朝」在蒙古前已在錢文出現。至於真假，戴葆庭指出此真書大朝金合拓片系後鑄品。另外，我留意到有人指出1868年法國國家圖書館入藏的真書大朝金合有同模傷，所以也是後鑄。此品早在晚清已有後鑄（馬定祥以為篆書大朝金合出於晚清著作即以為真品，我不認同），目前沒有科學出土過，沒有可以確定的真品。至於大朝通寶，丁的拓片背面沒有戳記，而科學出土品大多有戳記，所以也很有可能是後鑄。

關於「大朝」的使用，還有兩點想補充：

1. 在蕭啟慶所舉的例子中，有「大朝蒙古國」和「蒙古大朝國」的例子。假如大朝是蒙文Yeke Mongghol Ulus的翻譯，那在「大朝」後還寫「蒙古國」語意上就有重覆。

2. 目前討論最深入的文章是Vladimir A Belyaev和Sergey Sidorovich的A study of countermarks on coins with the legend dachao tongbao 。根據他們的研究，大朝通寶有多種語言的戳記，包括阿拉伯文，這些戳記都是在剛剛鑄造出來就打上去的。因此，他們鑄造出來不只是給漢地使用。

不可否認，蕭啟慶所舉的例子是有價值的，蒙古使用「大朝」的頻率的確超過前朝。但是，在沒有文獻支持下，我不認為蒙古使用的「大朝」源自蒙文國號翻譯，還是應該在過去漢地的歷史例子尋找其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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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Zeno.ru. This is the most influential oriental coins database. Thousands of professional numismatists and collectors are contributing uncountable coin images, numismatics literature, auction records and any other resources related to oriental numismatics to this database. It is always a good start to take a look on this site when doing any oriental numismatics research.
2. Collection of Ancient Currency in The Library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Tokyo. The 12,473-coin database is mostly composed of Eizaburô Fujii 藤井榮三郎’s collection, and include Japanese, Chinese, Korean and Vietnamese currencies.
3. Monety Keszowe blog by Polish Bartosz Zarębski. Although the name of blog is Monety Keszowe (Chinese coins), Mr. Bartosz Zarębski pays a lot of attention on ancient East Asian cash coins. Zarębski always update recent research in this broad field, and it is always a good choice to catch up the research progress by looking at his blog.

1. 「東南亞」研究的序幕

「東南亞」是一個十九世紀晚期才創造的詞彙。這個詞彙首見於德國人的著述，隨著太平洋戰爭時盟軍成立東南亞司令部而得到廣泛使用。西方傳教士雖然早在十六世紀便留下豐富的記述，但把東南亞作為一個整體來研究是非常晚的事情。西方對東南亞歷史的早期研究，有代表性的包括Robert Heine-Geldern在1942年撰寫的Conceptions of State and Kingship in Southeast Asia及George Cœdès在1948年撰寫的Les états hindouisés d’Indochine et d’Indonésie，嘗試尋找位處「東南亞」的政治體在文化上的共通點。Cœdès的影響尤深，他曾任秦國國家圖書館的館長，又參與吳哥遺址的考古，對東南亞碑文有著極為深刻的了解。憑藉這些經驗，他在Les états hindouisés d’Indochine et d’Indonésie探討了十六世紀以前東南亞國家的印度化現象。這是一本任何後來東南亞研究者無法繞過的里程碑，八十年代中國學界關注中南半島局勢時翻譯，2008年以《東南亞的印度化國家》之名公開出版。

然而，隨著研究的深化和社會思潮的變化，西方對東南亞歷史的研究並沒有局限於文明概貌的勾畫。在下一節，我想挑三本書探討東南亞歷史研究的後來潮流：

1. Anthony Reid的Southeast Asia in the Age of Commerce, 1450 – 1680（《東南亞的貿易時代， 1450–1680 》）

2. James Scott的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 逃避統治的藝術：東南亞高地無政府主義的歷史 》）

3. Thongchai Winichakul的Siam Mapped: A History of the Geo-Body of a Nation（《圖繪暹羅：一部國家地緣機體的歷史》）

這三本著作都是現象級的巨著，中文出版界都有引入，延伸的討論都溢出東南亞研究的範疇。作者們並非毫無思考便展示他們搜集了的所有史料。展示什麼史料、怎麼展示史料，作者都是經過思考的，而下筆所思所想沒法擺脫他們身處的社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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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明開化」以外的三個故事

黑船來航的22年後，福澤諭吉出版《文明論之概略》，提出了近代化＝西洋化的等式。這條等式一直在東洋的知識人心中留下一道深刻的刻印。在中國，歷史分期是一個重要課題，「近代」的下限有爭議，而上限毫無疑問是鴉片戰爭。

然而，「西洋」是一個不斷變化的概念。二十世紀以前，歐洲傲然於自身的科學水平。無論是天正遣歐少年使節，抑或是嗣德遣使參與巴黎的萬國博覽會，歐洲人也有著向「尚未開化」的東方炫耀西洋先進科學的目的。二十世紀，美國宣傳戰對敵人的描繪着眼於恐懼，再不見科技落後的譏諷。

「西洋」的社會思想一直在變化，而變化之劇烈莫過於六七十年代。下文介紹的三部作品，作者們都經歷過六七十年代的紛然雜陳。他們描繪東南亞的作品在西方有激烈迴響，無論批評的事物還是借下筆對象所寄托的烏托邦，都吻合著當時西方學術界的潮流。在我看來，他們在作品所追求的，是開放、超越國境線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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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西洋來襲之前的風下之地

Anthony Reid早年研究印尼現代史，包括1986年出版的The Indonesian National Revolution, 1945–1950。然而，他最著名的著作是研究東南亞整體的《東南亞的貿易時代》。儘管他本行是印尼研究，但他招收的學生並沒有局限於此，包括研究越南阮主時期社會經濟的李塔娜，這為《東南亞的貿易時代》的撰寫提供很大幫助。此書分為兩卷出版，第一卷〈風下之地〉於1988年出版，第二卷〈興盛與危機〉於1993年出版。 第一卷〈風下之地〉透過大量外人遊記描繪「荷蘭確立東南亞商業霸權之前兩個世紀裡」東南亞人的日常生活及社會組織，體現出一種獨特的存在方式。第二章＜自然福祉＞引用大量遊記描繪了健康的生活：「與我們歐洲終日陰沉沉的天氣相比，這裡氣候温和適宜，非常有益於健康，簡直就是天堂」、「也許僅法國一個省的瞎子和瘸子就有暹羅全國那麼多」（卷1，頁54～5）。作者根據手頭上的資料得出一個意味深長的結論：「300年前東南亞人的情形非但不比20世紀初這些現代數字所揭示的壯況差，而且還要好得多」。第四章＜社會組織＞開頭引用了1569年的一則紀錄，開宗名義地表現了作者心目中貿易時代東南亞人身依附寬鬆的社會形態：「這些島民們不受制於任何法律、國王或首領……那些奴隸眾多和勇猛強悍的人可以為所欲為……他們不承認任何首領或統治；即使是他們的奴隸們也不大受制於主人，而只是在一定條件下才為他們服務」。這一章還探討了南島語系女性君主執政的狀況。第五章有相當重要的一節＜讀寫能力的普及？＞，根據西方早期觀察，指出貿易時代東南亞的識字率極高，尤其婦女普遍有著高超的文化的水平，但讀字率在後來反而下降：「那只能是因為隨著伊斯蘭教和基督教的傳入，更為現代和普及的寺院教育制度壓制了那種更為古代、形式迴異的讀寫能力」（卷1，頁237）。總的來說，第一卷表現了一種迴異普世宗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佛教、儒教）的生活方式、一個沒有人身拘束、健康、男女平等的桃花源。

第二卷呈現了貿易時代的政經變化，桃花源逐漸崩壞。第三章＜宗教革命＞和第四章＜專制國家的弊病＞可以聯動閱讀，在貿易時代的最後階段，伊斯蘭教的教義要求對東南亞人公共行為的影響和國家專制主義達到高峰（卷2，頁200），女性奔放的生活受到壓制。面對伊斯蘭教的挑戰，上座部佛教生著危機感，消滅昔日多樣化的精靈崇拜和祭祀。宗教走向一律，隨著財政收入的增加和軍事革命，政治體也走向兼併，超大型國家在東南亞逐漸形成。這也為前所未有恐怖統治帶來土壤，亞齊暴君Iskander Muda掠刧貴族財富，且搶奪婦女入宮，還把反對的婦女丈夫陰莖割掉（卷2，頁282）。第五章＜東南亞貧困的起源＞是沈重的一章，隨着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崛起，亞齊及馬打蘭的龐大艦隊被摧毀，東南亞逐漸退出國際貿易。東南亞從多元化轉向內在。和歐洲人的戰爭使島民放棄香料種植，他們希望如此渡過去刧難。作者總結到：「從那時起，在風下之地，人們形成了這樣的看法：爪哇人厭惡海事、商人階層軟弱以及社會等級森嚴」（卷2，頁312）。作者以馬來人在十七世紀末期的最後的徒勞抵抗作結。多樣性和互動是貿易時代的最重要特徵，而這隨著荷蘭人的到來一去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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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編戶齊民以外的山地民

James C. Scott的成長很傳奇。他在緬甸讀書，其間受聘於中情局寫報導，1961年到耶魯大學研修政治學。他在越戰時得到教職，在這個風雲變幻的時代教授的內容涵蓋了戰爭和農民起義。2009年，做過緬甸、越南和馬來西亞的研究，他出版了一本野心更宏大的鉅著《逃避統治的藝術：東南亞高地無政府主義的歷史》。作為收錄於耶魯大學《農業研究叢書》的著作，這本比起《東南亞的貿易時代》更接近政治學研究而非歷史研究。作者在前言簡潔明快地交待了他的意圖：

贊米亞（Zomia）是一個新的名字，包括了從越南中部高地到印度東北部地區的所有海拔300米以上的地方，它橫括了東南亞的5個國家（越南、柬埔寨、老撾、泰國和緬甸），以及中國的4個省（雲南、貴州、廣西和部分四川）。其面積有250萬平方公里，居住著1億少數族群人口，他們的族群錯綜復雜，語言多種多樣。地理上，贊米亞也被稱為東南亞大陸山地…那裡的人群尚未被完全納人到民族國家中，它的歷史屈指可數…實際上，和他們有關的一切：謀生手段、社會組織、意識形態，甚至頗有爭議的口頭傳承文化，都可以被認為是精心設計來遠離國家的控制。他們分布在崎嶇不平的山地，他們的流動性、耕作習慣和親屬結構，他們適應性極強的民族認同．以及他們對預言中千年領袖的熱衷，這些都有效地幫助他們避免被統合人國家體制，也防止他們內部形成國家體制。（頁1～2）

Scott整本著作就是根據上述引文展開。假如說Reid筆下桃花源他者是普世宗教（尤其歐洲），Scott想像的他者便是國家。《東南亞的貿易時代》所持的標準，包括識字率、兩性平等、多元宗教，雖然迴異於十六世紀歐洲人的普遍看法，卻是吻合當代西方左派的潮流。Scott的看法非常極端，他所思考的桃花源是「自我野蠻化」。

他的論述有半章尤其值得留意：第六點五章＜口承、筆記、文書＞。Scott拋出了一個大膽的假設：「許多人並非是前文字時代的，而是後文字時代的」（頁271）。山地民意識到平地國家因為他們沒有文字而貶損，遂創作他們曾經有文字只是後來丟失了的傳說。作者認為，對逃離國家的族群來說，文字存在的背景也隨之消失，山地民逐轉向口述傳說。口述比起文字的優勢在於其彈性，文字意味著持久性及正統性的追求，而這是山地民所反感的。「引起農民憤怒的第一個原因經常不是殖民地官員，而是文獻檔案，包括地契、稅務名單、人口記錄，官員通過這些東西進行統治。反叛者經常暗中認為，燒毀這些官方的記錄本身就是某種解放」（頁282）。傈僳族最為極端，他們的口述歷史特別短，Scott認為他們是「無歷史的族群」。譜系和歷史是維持社會等級的重要工具，放棄歷史建構是保障族群流動性而主動為之的做法。

Scott富有想像力，但他的筆法卻也有著危險的一面。Reid在他的論述大量引用外人遊記遠多於《馬來紀年》等本土史料，這也許可歸咎於本土史料的限制，但作者的主觀意圖多大程度上駕馭了材料解釋是值得推敲的。當然，我們至少可以說貿易時代的東南亞人心中沒有太重的男尊女卑觀念。Scott的著作不同，儘管他反覆強調山地民的生活方式是他們主動為之，但限於文書資料的缺乏，Scott需要倚靠口述傳說去串連他的故事，而串連的邏輯鏈是徹底現代的。山地民心中不可能有「後文字時代」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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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拷問1976年10月6日

Anthony Reid和James C. Scott都是在西方出生。然而，除了土生土長的西方人，也有少數的東南亞人在西方學術界做出非常重要的成就，而Thongchai Winichakul是其中最享負盛名的一位。Thongchai是泰國華裔，年輕時是學生領袖。1973年，民眾一度逼使右翼政府退讓，但局勢後來一轉直下，1976年10月6日軍方在法政大學斷然清洗，包括Thongchai在內的十九名學生入獄。他在兩年後出獄，在悉尼大學得到碩博士學位。1991年，他在University of Wisconsin得到副教授職位，1994年出版了鉅著《圖繪暹羅：一部國家地緣機體的歷史》。這本著作在西方得到極大迴響，許耀峰做了調查，在星加坡的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in Southeast Asia列出了東南亞研究最有影響力的著作，《圖繪暹羅》是其中少數亞裔完成的作品。《圖繪暹羅》嘗試挑戰皇家民族主義敍事，他以後的著作，包括今年三月出版的Moments of Silence: The Unforgetting of the October 6, 1976, Massacre in Bangkok，都是圍繞這個主題。

《圖繪暹羅》以地圖為切入點，探討國家感是如何塑造出來的。第一章以前現代地圖為材料，介紹和今人思維迴異的三界空間觀。第三章至五章是全書核心，分析邊界、主權、邊緣這些現代概念的建構過程。在暹羅和英國人勘定邊界時，暹羅一方很多看法和今天的泰國人有很大分別。例如，當時暹羅和英國人關係友好，而暹羅認為友邦之間沒有必要勘定互相之間的邊界：「我們總是對英國人很友好，而且在我們的所有信件中也從來沒有表達任何敵意，為什麼我們的朋友會發來信件詢問關於領土邊界的事情，我們對此非常震驚。因此我們委派坤阿功（Khun Akom）攜信件到我們的朋友那裡，以便他可以用一種友好的方式來詢問，我們的朋友這樣做的意圖是什麼？」（頁98）政治體之間的關係也不是現代主權排他性的關係。暹羅作為大國，其朝貢體系包括柬埔寨、蘭納和馬來諸邦。在前現代的東南亞，多重臣屬是司空見慣的現象，柬埔寨便周旋於越南和暹羅之間，蘭納便周旋於緬甸、清朝和暹羅之間。但是，西方不能理解這種朝貢關係，總是要求厘清屬國與自主之間的模糊地帶。暹羅意識到這種危險，丹隆親王遂參考西方殖民制度設計一種現代、中央集權式的行省制度Samuhathesaphiban，消滅這種模糊地帶。作者敏銳地指出，丹隆親王向國內描述荷屬東印度的殖民制度時，寫成Retsiden (Samuhathesaphiban)。把Samuhathesaphiban放到括號裡解釋Retsiden，在丹隆親王心中兩個詞彙是等義詞（頁129）。第六至八章是全書的高潮，配合行政和軍事是現代地圖的繪製。作者認為，地圖並非真實的科學抽象：「一幅地圖預示了一種空間真實，而不是相反。換句話說，一幅地圖並不是按照某物創造的模型，而是創造某物時參照的模型。地圖並不是人類和空間之間的一種通透媒介，它是一種主動的中介。在暹羅的例子中，國家地圖的所有必要條件在前現代暹羅並沒有齊備，因此就必須被創造出來以滿足一幅地圖的需要。 其後果就是，在每一幅聲索者繪制的地圖中表現出了相互競爭的設想。或許人們沒有意識到，製圖的體制並不是被動地反映暹羅。而毋寧說， 它已經在我們的頭腦中和地球上將『暹羅』主動地構造了出來 」（頁161～2）。現代地圖繪製出來後，地圖反過來塑造了暹羅國民的記憶。邊界、主權、邊緣是現代的觀念，但暹羅出版泰國史地圖時卻強調領土的自然性和連續性。作者引用了通拜地圖集作例子（頁191）：

圖像14：表現秦人從古代至現代的遷徙活動的歷史地圖
圖像15：表現南詔國的歷史地圖
圖像16：表現1277至1317年蘭甘亨大帝在位時期的索可泰王朝的歷史地圖
圖像17：表現1590至1605年納黎萱大帝在位時期的阿瑜陀耶王朝的歷史地圖
圖像18：表現1767至1782年達信大帝在位時斯的吞武里王朝的歷史地圖
圖像19：表現1782至1809年拉瑪一世在位時期的叻達納哥信王朝的歷史地圖

暹羅是以現代地緣機體的眼光，而非古代的三界觀，表現了「我們」過去的空間。除了「我們」，形塑身份認同同樣重要是「他者」。作者在結語＜地緣機體、歷史與國家感＞表現了一個非常有趣的地圖：

作者的詮釋很精彩：「在東部邊疆上，是一個掛滿子彈的士兵的圖像。他的眼睛緊盯著泰國地圖，他的嘴巴張得很大，似於要將泰國地圖一口吞下。很明顯，他是一個共產黨，這從他的制服、帽子上的紅星以及皮帶上的錘子鐮刀圖案可以很容易辨認出來。這名士兵最突出的特點是他的輪廓，是按照越南、柬埔寨和老撾三國地圖組合的形狀繪制的。在這幅圖的頂部，是泰國三色旗，印在生產這張海報的組織標誌上方。這個標誌本身也包含了三色旗和泰國地圖。下面的標題寫著：『醒醒吧．泰國人民。』在泰國地圖中，有這樣的說明：『我們已經失去了352877平方公里的領土，只留下了514000平方公里。』在地圖的下方是另一個口號：『團結就是力量；保家衛國；阻止腐敗；國家富強。』（頁210）」暹羅的屈辱感便透過地圖上的敵人表現出來。Thongchai由此把國家感的認同視為一種圖騰崇拜。

除了空間，同樣重要的是時間。2014年，Thongchai發表了論文Modern Historiography in Southeast Asia: The Case of Thailand’s Royal‐Nationalist History，可看作《圖繪暹羅》第八章討論的延伸，王立秋把這篇文章翻譯成了中文＜東南亞的現代史學：泰國皇室民族主義史學的例子＞。暹羅古代的歷史主要側重道德規訓，而在1893年暹法戰爭的慘敗後，皇室需要一種新的歷史書寫塑造國民的國家感。皇室民族主義史學有兩個目的：1、暹羅有古老偉大的歷史。1930年代發現了蘭甘亨銘文，暹羅史學依據此銘文重構暹羅第一個王朝素可泰的光輝歷史。然而，有關素可泰的歷史研究非常依賴蘭甘亨銘文，而這份銘文的真實性在1987年後逐漸受到質疑。這動搖了皇室民族主義史學的根本，因此被視為危害國家安全的問題。2、暹羅的歷史是一部反殖民史。古代的宗教敘事文體Phongsawadan被現代史學挪用，王統記不再是敘事主軸，歷史變成和抗緬戰爭的序列。這種敍事變成一種範式，以致部分史學家還發展了和中國鬥爭而取得獨立的敍事。Thongchai認為，與其說這些書寫是歷史，倒不如說1893年慘敗的創傷感。這種創傷感形塑了他們回望過去的格式。

Thongchai與Reid和Scott一樣對現代性抱有質疑。Reid和Scott把矛頭指向他們身處的西方，而Thongchai把矛頭指向他的祖國泰國。Reid和Scott生活在西方，把他們的桃花源寄托到時空上遙遠的東南亞。Thongchai批判的東西很明確，期待的東西很模糊。雖然Thongchai透過暹羅前現代思維凸顯排他現代性的問題，但他也沒有把古代形塑成桃花源。在我看來，他的理想寄托在一句話：「蘇聯集團的瓦解釋放了民族主義的強大能量；確實，這是一種相當古老的族群民族主義，它要比馬克思或列寧曾設想的更有力量」（頁5）。一個昔日的左派領袖這麼寫，他期待的大概也是馬克思所期待的國際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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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歷史的天使：民族主義和國家暴力的二重奏

Benedict Anderson在1983年出版的《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無疑是民族主義研究最重要的著作。在導論，作者交待了他創作此書的直接原因：第三次印度支那戰爭。越南入侵柬埔寨，中國隨後入侵越南。柬埔寨、越南和中國同屬社會主義陣營，但三國之間卻發生了劇烈血腥的戰爭。第九章＜歷史的天使＞在內地譯本被刪，這一章描繪了三國現代民族主義的歷史脈絡，而對暴力本身沒有着墨，我想為此添加注腳。赤柬和越共在1975年成功驅逐美國人，開展規模龐大的社會改造運動。儘管意識形態是社會主義，但具體上的執行卻是種族主義的。在柬埔寨的2萬越南人完全滅絕。越南的社會改造以階級鬥爭為名義，地方執行卻經常針對華族。尤其在中國入侵越南後，越南執行極度嚴厲的驅逐政策。中國在宣戰時，以天朝視角輕蔑的評論：「小孩子不聽話，該打屁股了」。這些事情是沒法用馬克思主義的框架理解的。正如作者百感交集的評價：「除非我們先拋棄像『馬克思主義者就不會是民族主義者』或者『民族主義是現代歷史發展的病態』這樣的虛構論點，並代之以竭盡全力地，一步一步地學習真實的與想像的過往經驗，我們是不可能對限制或防止這類戰爭做出任何有用的貢獻」（頁227）。

這個現象並非獨限於社會主義陣營。作為社會主義陣營的對立面，右翼政權也遠非「自由世界」這個詞彙可以概括。我想用張如磉這個人物的經歷談談。磉是一個越南左派，在南北分裂時參與了越共扶持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然而，他失望於河內的高壓統治，遂叛逃到法國並撰有回憶錄《與河內分道揚鑣》，89年出版中譯本。他在此書回顧了和胡志明的第二次對話。胡志明談論反抗法國殖民統治的必要性時沒一詞談到馬克思，而是談到陳興道、黎利、阮廌、光中（頁17）。他們的主要事跡是摧毀元明清的侵略軍。間諜王范玉草的評論尤其有意思：「我響應號召。雖然我對馬克思或列寧一點也不了解，但是我對胡志明是了解的」（頁44）。胡志明如此，吳廷琰亦是如此。琰是反抗越共的強人，暗殺後越共中央政治局評價他是美帝最能幹的「傀儡」之一。在1957年訪美時，他被稱呼為「自由世界的領袖」(leader of the free world)。然而，近來的研究愈發察覺到他民族主義的一面，代表作包括Edward Garvey Miller的Misalliance : Ngo Dinh Diem,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ate of South Vietnam。張如磉仇恨吳廷琰，但也沒有完全否定琰的民族主義，在回憶錄作出了精闢的描述：「美國的意向及其政策的意圖已經昭然若揭，但是吳庭琰卻叫人捉摸不透。外國企圖操縱越南簡直不是什麼新鮮玩意兒，但是操縱往往是雙向的。在這方面典型的例子就是胡志明本人。他利用中國和蘇聯的支援來實現自己的目標，但是他並沒有因此而放棄自己的民族主義形象。與此相類似，美國的目標是一回事，但是到現在為止，還無法說明吳庭琰在多大程度上想利用美國人來幫助他建立一個有活力的南越政府，也無法判斷他與美國人在越南問題上的看法能一致到什麼程度」（頁35）。

在這一節，我想談論「自由世界」旗號下的民族主義，而利用Benedict Anderson的經歷作線索。Anderson的一生和東南亞有著緊密聯繫，他很多思考都是立足於東南亞的政情。例如，《想像的共同體》討論第三世界的民族主義時，印尼這片土地上發生的現象便被當作代表引用。他的經歷非常沉重，從中可知除了赤柬，東南亞還存在著很多殺戮場（killing fields）。當Anthony Reid、James C. Scott和Thongchai Winichakul下筆時，他們大概也念想著這些殺戮場。

3.1. 印尼：微笑的將軍與沉默之像

Benedict Anderson田野調查的起點是印度尼西亞，並在回憶錄說印尼是他的初戀。在歐洲殖民地佔領之前，今天名為島嶼東南亞的地域林立著大量的小國。當時的小國並沒有他們是一體的感覺。把這些小國串連起來並構成今天國界是荷蘭、英國和葡萄牙這三個宗主國，而從宗主國獨立的運動則和日本這個暴虐的佔領者有很大關係。

1961年初，Anderson在開題報告決定以日本佔領對印尼的社會和政治影響作對象。他到達雅加達後翻遍了日本佔領時的宣傳刊物，並和前田精這個深入參與印尼獨立的人作了長談，由此認為「（印尼）革命背後的引潮力既不是民族主義的政治精英，也不是某個社會階級，而是一代人，他們是由自身在日本帝國主義統治時期的復雜經歷所形塑的」」。Anderson的論證集中在日本提供物資的軍事層面，我希望也談論精神層面。民族主義往往強調自身的獨立自主，但現實總是更為複雜。

一個國家的象徵莫過於國號和國歌。值得深思的是，印度尼西亞這兩個象徵都和外部勢力有著密切聯繫。Indonesia是一個德國地理學家在1884年所發明的詞彙，把希臘語中印度的名稱Indo和島嶼的名詞nesos拼合而成。Indonesia Raya是印尼今天的國歌。然而，她成為印尼國歌和日本佔領有一定關係。目前可以找到最早的Indonesia Raya的影片是日本人製作的宣傳片。

2604是皇紀紀年，等同於西曆（格里曆）1944。皇紀是明治維新後不久為了彰顯日本歷史緣源流長勝過基督教世界而發明的紀年，這在終戰後被視為皇國史觀的產物，使用受到GHQ限制。這段影片展示了很多群眾同時揮舞印尼國旗和日本國旗的畫面。日本人選擇這些象徵作宣傳強化了她們在印尼人心中的地位。甚至，蘇加諾在1945年8月17日所作的獨立宣言以皇紀紀錄時間（hari 17 boelan 8 tahoen 05），只是在1948年10月外交部出版英譯才改回西曆（17 August 1945），而宣布獨立的地點是在前田精的官邸。

Anderson沒有提及的是，蘇加諾在1959年的演說否定了前田精對印尼獨立的貢獻，還坦言他希望遺忘自己與日本合作的經歷。民族主義的正統性莫過於獨立自主，蘇加諾的態度，假如以Anderson描述「越南」國號源自中國皇帝輕蔑發明的說法，大概是「民族必須要『遺忘很多東西（oublié bien des choses）』」（頁224）。「獨立之父」蘇加諾，「發展之父」蘇哈托亦是如此。1975年兼併東帝汶是印尼獨立後最大型的軍事行動，無論行動開始還是最猛烈的階段，都和美國有密切關係。基辛格的默許是這次行動開展的重要原因，而行動中所使用的大量武器，包括OV10「野馬」攻擊機，都是美國支援的（《比較的幽靈》，頁169～78）。然而，蘇哈托在1989年出版的回憶錄卻是以去殖民化談論這個軍事行動，甚至刻意多着墨與美國的衝突（頁237～42）。「我們自身」便透過選擇性敘述凸顯了出來。

正如Thongchai在前文所說，在民族主義中和「我們自身」同樣重要是「他者」，Joshua Oppenheimer所搜集的材料提供了重要見證。Oppenheimer執導的兩部紀錄片The Act of Killing和The Look of Silence在2012年和2014年分別上映，主題是九三〇事件的記憶。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49HTKhPno&t=3164s&has_verified=1

1965年9月30日，翁東在雅加達發動政變，殺害了六名印尼高層將領，10月2日印尼共發表社論支持。蘇哈托迅速摧毀了這場政變並取得政權，並在全國範圍開展了對印尼共的集體殺戮，死亡人類超過五十萬人。這場集體殺戮影響極為深遠，世界第三大左翼政黨灰飛煙滅。

Anderson曾經出版Cornell Paper（現在看來，Cornell Paper希望為PKI開脫，因此低估了PKI的參與。總的來說，現在最值得參考是John Roosa的Pretext for Mass Murder: The September 30th Movement and Suharto’s Coup D’Etat in Indonesia），認為蘇哈諾和印尼共事先不知情而是事件的受害者，北京也沒有在幕後策劃，公開後Anderson旋即被驅逐出境。為什麼蘇哈托這麼敏感？因為這挑戰了蘇哈托政權對「他者」的描繪。

The Act of Killing主要圍繞著Anwar Congo，他是當年參與集體殺戮的施害者。Oppenheimer採訪Anwar時一開始沒有明言他的目的，Anwar以為這次採訪是為了他青春時期的英雄事迹，還津津樂道他屠殺的經歷，希望導演能夠包裝成「英雄片」再拿去荷利活上映。我認為尤其重要是39:50後和Adi Zulkardy一起的片段。Adi是和Anwar合作的殺人者，Anwar邀請他一起拍這部「英雄片」。Anwar是一個思想比較單純的人，他深夜偶爾會擔心他手下的冤魂。Adi是一個冰冷冷的唯物主義者，安慰Anwar受害者死前尚且被打倒，死後只剩下靈魂更是不足畏懼。總的來說，他們描述殺人事迹時是以輕快的心態回憶。

要解釋這種心態，一部宣傳片Pengkhianatan G30S/PKI是一個切入點。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AJV96zBPQI&t=5026s

Oppenheimer問起Anwar和Adi怎麼看這部宣傳片。這段談話非常重要，搞錄如下：

Anwar: For me, that film is the one thing that makes me feel no guilty. I watch the film and feel assured.

Adi: It’s easy to make the communists look bad after we killed them. That film is designed to make them look evil. Communist women dancing naked… Of course it’s a lie! Killing is something you do fast! Dump the bodies and go home!

Anwar沉默良久，總結到：We shouldn’t say bad things about that film to outsiders.

Pengkhianatan G30S/PKI把印尼共非人化，片中他們的行為極為殘酷野蠻。Adi本身是一個殺人老手，意識到印尼共殺死將軍後讓裸女圍著火堆跳舞是荒謬絕倫。這部宣傳片可以消滅共情，讓Anwar “feel no guilty”，因為「我們」和「他們」不一樣，「我們」刀下的「他們」不是人。這部宣傳片影響深遠，是印尼的國民電影。Anwar提到「The government made this film so people would hate the communists. From elementary school on all children had to watch this film. Every year, they had to come to the cinema to watch this.」對印尼共的仇恨便如此進入了印尼國民的記憶。

「他者」除了印尼共，還有北京。印尼軍方指控北京策劃九三〇事件，並炮製了報紙以作宣傳。根據周陶沫使用北京外交部檔案的研究China and the Thirtieth of September，北京在這次事件的參與極為有限，剛收到九三〇事件情報是出乎北京意料之外的。但是，這不妨礙印尼軍方指控北京這個外部勢力參與。民眾的憤怒延伸成對華人的攻擊。Anwar和Adi下手的無罪感，便是軍方宣傳凸顯「我們」和敵人不一樣的結果。蘇哈托所建立並運作三十二年的新秩序是建立在對「他者」的集體殺戮之上，集體殺戮是國家動員的工具。John Roosa在The State of Knowledge about an Open Secret: Indonesia’s Mass Disappearance of 1965~66認為，集體殺戮的模式在印尼各地存在驚人的一致性，弗洛勒斯（Flores）的殺戮案例很可能是當地向蘇哈托表達忠誠的工具。「他者」如此促進了愛國情緒。

Anderson和Oppenheimer的觀察非常敏銳，但他們同情左派的立場也使他們把責任僅僅歸咎於蘇哈托。其實，惡之芽可回溯到蘇加諾時代。Anderson暗示印尼佔領東帝汶的非法性在於逾越了荷屬東印度的範圍。其實，蘇加諾夢想的「大印度尼西亞」即包括馬來西亞，兩國在九三〇事件前已經處於開戰邊緣。周陶沫在＜華僑問題的政治漩渦：解析1959-1962年中國對印度尼西亞政策＞提到，蘇加諾在華僑受到攻擊上很長時間採取冷漠態度。更值得一提的是，在蘇加諾的內閣，沒有一個印尼共黨員是華人。印尼民族主義的一些特質是左右共享的。

3.2. 暹羅：「泰皇」的新衣

被逐出印尼後，Benedict Anderson的下一站是暹羅（在《比較的幽靈》導論中，Anderson用「暹羅」而非「泰國」，因為「泰國」隱含泰人的國家而忽略少數民族的意味。在這一節我會用「暹羅」一名）。暹羅跟緬甸、越南相近，在西力東漸前已經形成，和印尼是兩種民族國家的典型。Anderson是在兩地生活後萌生比較研究的念頭，最終寫出了《想像的共同體》。

在2.3節《圖繪暹羅》的部分，我談到了暹羅如何參考西方逐步透過重新想像空間和時間以建構民族主義。其實，暹羅國家意志最重要的「泰國」和「皇室」，也是非常晚近的發明。「暹羅」在1939年才改國號為「泰國」，而這和日本的政策密切相關，葛兆光在＜當「暹羅」改名「泰國」 ：從1939年的往事說到歷史學與民族主義＞談到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反應，我引用文章中轉述顧頡剛的部分：「為什麼顧頡剛說是『搶奪我們的國土』？他說，因為他們這一民族即『泰（Thai）』，英文為“Shan”，中文和日文中有『撣』，《後漢書》有『撣國』，這個國家原本在緬甸（在今緬甸撣邦），但日本學者懷著『獨霸東亞』的野心『杜造歷史』，說自古撣國等就是一族，他們都是泰族。當時日本對東南亞包抄拉攏的局勢，讓中國學者特別注意到暹羅改名的日本陰影，也看到這種歷史敘述背後的政治意圖。因此他指出，暹羅的一些鼓吹『大泰族主義』的人，就宣稱包括中國的雲南、貴州和廣西的好些非漢民族，尤其是雲南西南的擺夷，都是泰族。由於暹羅把它當做自己的來源，並且在建立大泰族國家的口號下，宣稱『凡是泰族人都應當屬於這個國家，凡是泰族人以前諸國的土地都應當還給這個國家』」。國號受到外國政治風潮影響，這是現在的民族主義者寧願忘記的。皇室所受的尊崇亦是非常晚近的現象，以致認為Thongchai Winichakul認為這是在反左翼政治宣傳的產物。Thongchai在Thailand’s Hyper-Royalism提到，普密蓬在位之前皇權旁落，只是在普密蓬掌權後皇權才再次穩固。朱拉隆功於1873年廢除的匐匐跪拜禮在普密蓬治下重新恢復，暹羅有關皇室的節慶在1975年法政大學清洗後倍增。正如Thongchai譏諷，”The public sphere is royal; and so is the Thai calendar“。甚至，侮辱泰皇的寵物犬Thong Daeng會被控告大不敬罪。

時間、空間、符號，儘管這些都是全新的產物，但暹羅政權把它們包裝成自古以來，透過普密蓬的長壽和超凡的駕馭技巧成功進入國民心靈。我想用一個新聞German TV Apologizes for Mocking Thai Royal Couple總結這一節。

泰皇哇集拉隆功册服皇后時，皇后執繁瑣的匐匐跪拜禮，德國一個娛樂節目的注意到這件事。兩個主持人模仿他們的動作，還嘲笑皇后的動作像海豹。這引起了暹羅網民的滔天怒火，認為節目辱泰，便出征節目的Facebook頁面，節目逼於壓力道歉。這在上世紀的朱拉隆功看來大概是不可思議的。

3.3. 斷裂和延續

Benedict Anderson對未來有著美好的預期。1998年蘇哈托政權結束，他因此可以回到了久別的印尼。他在自傳還調侃到：「青蛙們只要不蜷縮在自己陰暗的椰殼碗裡，它們的解放之戰就不會輸。全世界青蛙聯合起來」！我相信他寫下這段時，是相信民族主義的黑暗面終於有望克服。他寫作的時候，Reformasi仿佛會是一個迴旋上升的過程。受到壓逼的種群陸續發聲，九三〇事件開始有零星的討論和反思，印尼似乎走向一個更寬容的未來。然而，民族主義的幽靈並沒有遠去。在2014年的大選，蘇哈托前女婿、新秩序後期特種部隊司令普拉伯沃重回政壇，其一大宣傳點在對蘇哈托的懷舊。

軍方在2017年強制要求所有軍人觀看Pengkhianatan G30S/PKI更大範圍上映。政壇最有權力的華人、雅加達前市長鍾萬學在同年因為褻瀆宗教罪入獄，去年出獄後公開道歉，並要求不可再叫他華語小名Ahok（阿學）而只能叫印尼語名字Basuki Tjahaja Purnama。佐科維多多的新內閣兩個要員普拉伯沃和維納多是蘇哈托時代後期軍方最核心的兩人，他們在一些過去暴力事件（尤其黑色五月和東帝汶危機）的嫌疑沒有理清便已經重掌大權。泰國亦有日趨保守的傾向。哇集拉隆功一度被懷疑無力繼承，但他掌權後成功強化在軍隊和皇室資產局的權力，地位空前強大，大不敬罪起訴也大為增加。

「歷史給人類最大的教訓是，人類永遠無法從歷史當中獲得教訓。」這段話的一個解釋是歷史不會一模一樣出現。今天印尼的排他並不是新秩序的翻版，其中一大動力是宗教熱情，而這是蘇哈托在位時精心壓制的，而這又不是Anderson可以預及的。仇恨排他的歷史看似重複，但總有著微妙的不同。這種宿命惑無疑是一種悲哀。

主要參考文獻：

Reid, Anthony，吳小安、孫來臣譯，《東南亞的貿易時代：1450-1680》。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

Scott, James，王曉毅譯，《逃避統治的藝術：東南亞高地無政府主義的歷史 》。北京：三聯書店，2016。

Winichakul, Thongchai，袁劍譯，《圖繪暹羅：一部國家地緣機體的歷史》。北京：譯林出版社，2016。

Anderson, Benedict，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台北：時報出版，2010。

Anderson, Benedict，甘會斌譯，《比較的幽靈：民族主義、東南亞與世界》。北京：譯林出版社，2012。

Anderson, Benedict，徐德林譯，《椰殼碗外的人生：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回憶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張如磉，強明、華實譯，《與河內分道揚鑣：一個越南官員的回憶錄》。台北：時報出版，1989。

蘇哈托，居三元譯，《蘇哈托自傳：我的思想、言論和行動》。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1。

權力的微細管作用。

陳正宏曾經在講座中提到查閱越南燕行文獻的難處：

這樣的東西，一般稱它是使程圖，或者也叫使程地圖。越南燕行使程圖中現在留下來的，據我們調查不少於10種，但是我們現在出版的只有4種，這是因為越南人認為地圖非常重要，是國家機密，所以凡是從越南境內出發，畫了越南境內部分的使程圖，我們合作出版的時候，他們都不肯給我們，也不讓我們看。後來我也想了個辦法，你不是不肯給我們嗎？我到巴黎去看，法國遠東學院有那些越南藏使程圖的縮微膠卷。其實看了以後我發覺，那些使程圖真的沒什麼秘密可言。因為十九世紀越南繪制的地圖畢竟不是現代地圖，越南部分大都只是一些簡單的地名，沒有軍事意義。

陳正宏，《域外文獻裏的中國》，頁61

越南在古代地圖的開放上有著近乎神經質的敏感。然而，最近閱讀在讀秀上的電子書時，才發覺陳先生只是一百步笑五十步而已。讀秀是華語地區最大規模的電子書網站，簡體書相當齊備，繁體港臺書亦不在少數。大體而言，今天百度網盤、新浪微盤和愛問的電子書都是讀秀流出來的。最近我閱讀了方真真《明末清初臺灣與馬尼拉的帆船貿易（1664–1684）》，沒想到居然刪掉了頁69的西班牙人五百多年前繪畫的地圖。

原書不在手，刪掉原因不好揣測。朋友Nudimmud猜測可能因地圖沒把臺灣包括在中國內，聊備一說，回港後要到圖書館對比原書。無論如何，我這次算是切身看到了一把權力的微細管作用了。

People in different cultures are thinking in different context, and numismatic is not exceptional. Japanese coins have long grabbed the attention of worldwide collectors, and thus global auction houses and grading companies do not want to miss the opportunities in Japanese coin market. Spink has been holding auctions in Japan annually, and Professional Coin Grading Service (PCGS) site provides Japanese version. Japanese coins are highlights of many collections.

However, there are subtle differences between Japanese local and overseas coins market. The logic of local and overseas collectors can be different and this implies arbitrage opportunities. I want to demonstrate it by addressing the price difference between local and overseas market.

To collect data of local market, data sources include:

1. The Catalog of Japanese Coins and Bank Notes 2019 (日本貨幣カタログ 2019） published by Japanese Numismatic Dealer Association (日本貨幣商協同組合 ）
2. Online platforms, e.g. Auction World （オークション・ワールド） and Yahoo Auction.
3. Individual dealers, e.g. Hiroshi Watanabe

The library of Auction World has gathered huge amount of transaction records from different Japanese auction houses. High-definition photos are attached but the description sometimes are not specific enough. Approximate grade (e.g. AU, UNC, …) despite of exact grade (e.g. AU58, MS63, …) are given even for graded coins.

To collect data of overseas market, data sources include:

1. eBay
2. Worldwide auction house, e.g. Stack’s Bowers, Heritage and Spink

PCGS has been updating the transaction records of eBay and Stack’s Bowers. It recently terminated the update of Heritage transaction records and never cooperates with Spink. In my opinion, the archive of Spink is not user-friendly.

The essay would pick four typical coins to capture the pattern of Japanese coin market.

1. 1905 1 Yen
2. 1944 10 Sen for Java (occupational coinage)
3. 1952 5 Yen
4. 1941 1 Sen

It has been a long debate about the superiority between PCGS and Numismatic Guaranty Corporation (NGC). The answer is subjective but it is a consensus that PCGS-graded coins of same grade are sold for a higher value in the market. I would compare only PCGS-graded coins in this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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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 late 19th century and early 20th century, most countries shared similar standards in minting coins. A Great Britain Dollar (1895–1935) and a New Type 1 Yen (Silver) Small Size (1887–1914) weigh the same as 26.96 grams. Coins with denomination 1/100 of Pound/Yen/Dollar are minted in copper in both Japan and Hong Kong. Therefore, collectors focusing on this era are less likely to limit their collection in merely one nation. After 1930s, coin specifications of different countries start to vary. 1 Yen (Silver) coin is the symbol of Japanese empire decimal. Therefore, it is very popular among worldwide collectors, and 1905 is one of the years with largest existing circulation. Just start with local transaction records of 1905 1 Yen at library of Auction World.

MS62:

MS63:

Realized prices overseas are noticeably higher than that of local.

The ceiling of local prices in both MS62 and MS63 do not exceed the floor of overseas prices. The price difference is the result of a stronger overseas dem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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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an expanded its expire to Southeast Asia in Pacific War, and the opponents it defeated in the beginning included Netherlands. One of the propaganda Japan emphasized during the war was Pan-Asianism, and it viewed itself as liberating Asians from Western colonialism. This was the reason Japan minted the so called “puppet coins” for Java. The puppets on the reverse of these coins are named “Wayang Kulit”, a well-known Javanese tangible heritage. Sean Issacs wrote an article discussing the background of these “puppet coins”. Interestingly, “puppet coins” do not receive much attention in Japan as in the West.

Three 1944 10 Sen for Java graded by PCGS were sold in Auction World. One is AU55 and the remaining are MS62. AU55 10 Sen was sold at $245 (¥26,592) on 16 June 2017. MS62 were sold at $558 (¥62,048) and $524 (¥57,616) on 20 Jan 2018 and 19 Jan 2019 respectively.

If you would like to sell your “puppet coins”, Stack’s Bowers is obviously a better platform than Auction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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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 might wonder if Japanese coins are always sold at better prices overseas. Absolutely not! Overseas performance of scarce dates in reformed coinage (post-1945) are far from satisfactory.

According to the catalog published by JNDA, most valuable reformed coinage are 10 Yen minted between 1951–8 as well as 5 Yen minted in 1952 and 1957. However, few foreign investors are interested in Japanese modern coinage. There are no transaction records of 1951–8 10 Yen in PCGS database. A 1952 5 Yen MS65 was sold at $50 on March 2019 in Stack’s Bowers. In contrast, same coin in same grade was sold at $168 (¥18,836) on 15 July 2017 in Auction World. Mr. Watanabe marks his coin in MS66 as $215 (¥23,300). This is a reasonable price in local market but he can hardly sell the coin at such price in global auction ho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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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terns above are more or less generic. You can do back-test with patterns derived above, say 1903 1 Yen or 1943 1 Sen for Java. However, some Japanese coins can be sold overseas at incredibly high prices without clear reasons. You can identify arbitrage opportunities only after transactions. My friend who is a Hongkonger has been an experienced dealer for over two decades. He sold few PCGS-graded 1941 1 Sen in eBay recently. Due to the enormous mintage (1,016,620,734), the coins worth a few in Japan. The catalog states that 1941 1 Sen in brilliant uncirculated condition only value 2 bucks (¥200). However, when my friend sold them in eBay, the realized prices were beyond his expectation.

The results would be more remarkable when you compare the results with the 1952 5 Yen sold in Stack’s Bowers. I guess overseas dealers are willing to pay so much because of the minted year 1941. My friend sold 1941 and 1942 1 Sen together and he did not expect a difference in realized prices between the two minted years. The catalog states the twos in BU condition at exactly same value as ¥200. However, the realized prices of 1942 1 Sen is not so impressive as its counterpart.

Western collectors might be willing to pay a premium for a coin minted in the year Japan declared war on the Allies with Mountain Fuji on the obverse. Japanese dealers would easily overlook such commemorative value in the eyes of the West before transactions take 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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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rst rule of microeconomics is transaction price depends on supply and demand.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the supply of Japanese coins is uniform all over the world. Therefore, price difference would only be driven by the difference in demand. Worldwide collector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market of empire decimal and occupational coinage. However, few of them are equipped with knowledge about reformed coinage. To capture arbitrage opportunities, we have to brainstorm what context different people are thinking in.

一段往事。

1986年，集英社開展了為期兩年的《中国の英傑》叢書出版計劃，參與的作者俱為名家。中國學術界很快就留意到這套叢書，決定全套引入到中國並列入《风云人物丛书》第一輯。1988年6月，這套叢書第一本譯著《漢武帝》出版。在此摘錄其中序言：

《風雲人物叢書》…組織在學術研究上有一定成就的歷史學家撰寫，融學術性於普及性之中，把真實性和趣味性溶為一體，以知識性、通俗性為主，體例上有專著也有譯著，有一人一傳一冊，也有多人多傳合輯，將分輯編輯出版。為了彌補當前普及性歷史著作不足的現狀，第一輯全為譯著，共十本，有：秦始皇、項羽、漢武帝、曹操、諸葛亮、三藏法師、武則天、楊貴妃、成吉思汗、洪秀全。原書系日本研究中國歷史頗有建樹的教授、專家撰寫，1986年日本集英社出版，是日本的暢銷書之一。各書以史實為依據，採擷傳說故事，文筆流暢，形象生動，文圖並茂。

《風雲人物》叢書，由張玉良任主編，胡戟、韓昇任副主編，負責叢書的組織和統稿工作，三秦出版社出版。熱切盼望史學界的專家學者和廣大讀者給予大力支持和批評指導、共同把普及歷史的事業辦好！

有關《風雲人物叢書》，網上資料非常有限，以致我懷疑預期的第二輯、第三輯根本沒有出版。然而，這套叢書的第一輯有個非常耐人尋味的地方，序言提及的《成吉思汗》根本沒有翻譯。

最近幾年，岡田英弘的著作在內地大行其道，然而這是王岐山和福山在2015年4月面談之後的事。王岐山在談話中多次表達對岡田英弘這位右翼歷史學者的欣賞。自此以後，岡田英弘的著作陸陸續續翻譯到內地。

不難想像，《風雲人物叢書》編者之所以沒有按原定計劃出版《成吉思汗》是因為作者的政治立場。30年後，內地出版界卻在引入岡田英弘的著作上非常熱衷。世事確實難以預料。